（原标题：南财对话丨浙江大学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房汉廷：大湾区具备成为新质生产力第一方队“先手”条件）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许爽   广州报道

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成为当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2月18日，龙年首个工作日，广东省再度把高质量发展大会作为“开春第一会”，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促进产业和科技互促双强。

浙江大学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科技日报社原副社长房汉廷接受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专访时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最活跃、创新要素集聚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特别是国家实验室体系的密集程度、民营科技企业的规模和质量，为其成为新质生产力第一方队创造了“先手”条件。

房汉廷提及，在目前的创新布局中，国家实验室体系与企业技术创新体系二者还处在“各行其道”的阶段，彼此之间还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为促进两大创新体系产生“1+1”大于2的创新力量，因而他提出了建构三个层级的“国家实验室体系与国家科技企业超融合创新体”。

浙江大学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科技日报社原副社长房汉廷。受访者供图

广东具备成为新质生产力第一方队“先手”条件

南方财经：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强调创新资源的赋能利用。广东区域具备担当“新质生产力第一行动集团军”的哪些条件？

房汉廷：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最活跃，创新要素集聚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特别是国家实验室体系的密集程度、民营科技企业的规模和质量，为其成为新质生产力第一方队创造了“先手”条件。

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实验室体系，无疑是被视为一个国家抢占国际科技前沿制高点的主力军和国家重大科技成果的策源地，在中国当下的国家创新体系中被寄予着极大厚望。我认为，如何将国家实验室体系的创新力量与民营科技企业的创新力量有机协同起来，为新质生产力的涌现、涌流和高水平发展提供动能， 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重中之重。

南方财经：在你看来，当前我国实验室体系中的各方阵有哪些特征？

房汉廷：国家实验室体系主要分为三个方阵：国家实验室是实验室体系的核心，主要承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面向经济主战场，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创造更大规模高质量的社会财富；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解决“卡脖子”问题，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大幅增加公共科技供给等四大战略任务。

国家实验室建设加速启动以来，各地政府迅速行动起来，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等各地政府，纷纷结合本地需求相继申请筹建一批央地共建的国家实验室。但其亦面临实验室规模过小，高水平科学家匮乏；人均科研经费不足国际同行1/5而难以开展“大创新”科研的短板。

国家重点实验室（目前部分已经按照改革要求更名为全国重点实验室）是我国实验室体系的探路者。其中，企业类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聚焦“精创新”，在赋能“专精特新”科技企业路径上已经下出“先手棋”。截至2022年底，国资委管理的91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出了200家“专精特新”企业。在省科技厅（委）、工信厅等管理的企业类国家重点实验室中，也培育出了大量“专精特新”科技企业。同时，伴随着国家实验室的全面启动，以及新型研发机构的勃然兴起，这个科研国家队进入到了一个“上不着天，下不落地”的尴尬位置。

新型研发机构是国家实验室体系的产业落地者。中国的新型研发机构是国家实验室体系的一个全新物种，具有政、产、学、研、资等多种要素联合共建的特征，已经成为规模最大的实验室类科研组织。20世纪80年代，科技活动渐渐走出象牙塔，随之出现了多种类型的不同于已有固定模式的研发组织，从其诞生伊始就具有天然的市场经济属性，是直接赋能民营科技企业创业、创新、创富的天然平台。新型研发机构所聚焦和专注的“小创新”，与小微科技企业普遍追逐的“微创新”，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和契合性，将灵活多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进一步强化为“铺天盖地”小微企业赋能的主办创新平台，可以大幅度减轻小微科技企业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效率。

南方财经：广东是民营经济第一大省，也是创新大省，独角兽企业、“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量均位列全国前列，如何看待广东厚植新质生产力的潜力？

房汉廷：大型科技企业（含民企）是原创技术策源地，与作为实验室体系核心的国家实验室，在“大创新”诉求上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一个国家必须要有足够多的“顶天立地”的企业作为领军，才能支撑起相关产业的竞争力。

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我国特别是在广东民营企业群体中，已经成长出一大批领袖企业、领军企业，有些企业甚至成为了相关产业的国际领军企业。比如，领袖级企业华为、腾讯，领军级企业大疆等均出自民营企业这个群体。从研发投入、研发人员规模、人均研发费用等指标来看，大型科技民营企业投入强度和投入规模，已经远超国家实验室的财政预算“天花板”；从技术产出看，以专利为核心的知识产权，十年增长36%，民营企业贡献超过75%。

在数字经济时代，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不仅要充分挖掘国有企业的潜能，更应该给这些已经“顶天立地”的民营企业参与、参加乃至主导国家“大创新”的机会。民营企业在“大创新”领域，特别是技术迭代快、市场变化快的产业领域，优势更是明显的，效率也更显著的。

在构建国家创新企业力量布局中，“专精特新”科技企业群体上升为企业创新的关键力量。从国际上看，欧洲的瑞士、意大利、德国、瑞典等国家，往往是由一大批具有“绝活”的中小企业担纲着重要的创新任务。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7月末，我国已累计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2万余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9.8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达21.5万家，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过半。2023年10月末，广东累计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500家，数量居全国第一；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8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超4万家。

构建“国家实验室体系与科技企业超融合创新体”

南方财经：具体而言，如何将国家实验室体系与民营科技企业有机组合？

房汉廷：国家实验室体系无疑是以知识、技术研发为主的国家重器，国家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无疑是以知识、技术驱动财富创造的国家重器，在目前的创新布局中，二者还处在“各行其道”的阶段，彼此之间还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历史上屡次出现的“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科技成果供给与科技成果应用不匹配”等老问题，还可能重新换颜登场。

为促进国家实验室体系与国家科技企业体系两大创新系统产生“1+1”大于2的创新力量，我们提出了建构“国家实验室体系与国家科技企业超融合创新体”的考虑。“超级融合创新体”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子系统。

这包括，聚焦“大创新”的“国家实验室与大型科技企业的融合创新体”，建构以国家实验室为核心，以民营大型科技企业为骨干的，以“大创新”为导向的融合创新机制，在任务、投入、人员、设备、管理等领域实现融合。

比如在任务融合上，国家实验室在凝练“大创新”任务时，要充分征求相关大型民营科技企业意见，特别是面向市场的创新任务，应该以科技企业为主；在投入融合上，“大创新”任务确定后，由实验室与科技企业等共同筹措，实验室主要负责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部分资金筹措，科技企业主要负责开发研究、创新和产品化、商业化部分资金筹措；在人员融合上，对“大创新”任务的人员需求，国家实验室主要负责配备顶级科学家团队，大量工程类、实验类的科研人员主要由科技企业配备。在设备融合上，对“大创新”所需要的大科学装置或装备，由实验室统一管理，对科技企业按规开放；在管理融合上，国家实验室与民营大型科技企业在实验室管理上，采取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轮值制度等。

此外，聚焦“精创新”的“企业类国家重点实验室与科技企业融合创新体”，在制度、管理、运行等层面形成融合机制。任务层面，建立以“专精特新”科技企业技术需求为主，以企业类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选题为辅的“精创新”任务筛选机制；资金层面，点对点项目以需求者为主投入，点对多项目以众筹为主；人员层面，针对不同任务，要以柔性团队为主，突出微团队创新的作用；设备层面，建立共投、共建、共享、共用机制，避免设备重复购置、闲置浪费。

最后是，聚焦“小创新”的“新型研发机构与小微科技企业的融合创新体”。在新型研发机构主办下，新型研发机构不再是单纯为市场提供技术供给和技术服务的研发机构，而是与众多小微科技企业结成很深的、几乎成为一体的关系。是中国式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三螺旋理论”的扩展性创造，即从亨利·埃茨科威兹的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互动创新，扩展为“政产学研资介用”的“七螺旋”的互动创新，它们是市场化实验室的新形态。同时，该融合创新体并无定式，代表性品类可以归纳为“四不像”模式、微创新模式、生态林模式和三元耦合模式四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