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t+0平台交易 近代，韩国华侨90%是山东人，为何没诞生像南洋华侨那样的财阀？
发布日期：2025-01-23 01:11 点击次数：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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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与韩国距离不远，历史上两个地方人员往来密切。古代自不必说。待至近代，随着韩国在仁川开埠，大清设立租界，大量山东人——主要是威海、烟台、荣成等胶东半岛的人——来到韩国谋生。他们开商铺、种菜、修铁路、盖楼房、采矿。与南洋诸国华侨大部分来自于福建、广东不同，韩国华侨的祖籍主要是山东。近代韩国华侨90%以上是山东人。但颇有意思的是，韩国的山东华侨虽然人数众多，却没有像南洋华侨一样发展出自己的财阀企业？这是为何呢？是因为山东人不善于做生意？还是因为韩国的“营商环境”太差了？
让我们回顾历史，探寻其中的奥秘。
01
韩国华侨商帮的形成：北帮、南帮、广帮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为此，日本向朝鲜派遣了四艘军舰和一个步兵大队。为了与日本抗衡，维护在朝鲜的权益，大清派遣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率领3000多名士兵搭乘3艘军舰经烟台抵达马山浦，随行的还有40名商人。这些商人是为给清军提供生活用品的。由此可见，当时这些商人进入朝鲜，与清军的“兵商一体制度”有关。但商人们在为清军服务的同时，也与朝鲜当地人产生商业来往。当年10月，大清与朝鲜签订了《商民水陆贸易章程》。
这个章程规定：北洋大臣派遣商务大臣驻扎在朝鲜已经开放的口岸办公，以照顾本国商人；中国商人如果与人发生纠纷，由中国商务委员会审理；两国商船可以驶入双方已经开通的口岸；两国商民在遵守各国法度的情况下，允许租地、建房、赁房；中国商民进入汉城、杨花津开设店铺。
可以说，这个章程的签订，为中国商人大量进入朝鲜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另外1883年，大清在仁川划定了一块租界，大量华商开始在租界内开店，进行贸易。这些都利于华商的发展。
据相关史料显示，1883年，汉城一共有华商59名，其中山东商人41名，占华商的69%。1889年，汉城华商店铺开到100家，其中60家为山东商人所开。山东人在华商中的比重占到70%以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94年，华商的数量逐年增长。山东到朝鲜半岛谋生的人也越来越多。
为了维护华商的权益，在韩华商纷纷成立自己的商会。成立较早的是北帮，主要由山东、河北籍商人构成；后来，来自浙江、江苏的商人成立了南帮商会。由于当时广东的商人比较少，因此广东省的商人归到南帮管理。而随着南方商人进入韩国的越来越多，当时广东的商人以与江浙商人方言交流不便为由，单独成立了广帮。各自不同的商会负责处理各省商人的事务。各省商会的华商定期向商会交会费，以维持商会的运转。在三大商会中，以北帮人数最多。
近代华商在韩国的发展，以1894年为分水岭。
甲午海战大清失利后，原先在仁川的清公使馆变成了一座空宅，驻扎在租界内的大清警察也纷纷撤回国内，此时失去保护的华商也纷纷回国，当时由仁川开往山东的船只几乎船船满员。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半岛的权利急速上升，日本商人在本国军队的保护下，纷纷进入韩国经营贸易。直到甲午战争结束后，华商才又重返韩国，但此时在人数上已经没法与日本商人相比了。1910年，在韩国的华商不足2000人，而日本商人则增加到30000多人。
正是在此时，南帮商会和广帮商会逐渐在韩国衰落下去，许多南方商人开始转战南洋诸国。
而北帮在经过短暂的沉寂后，随着山东商人、菜农、华工的再次持续流入韩国，又在韩国发展起来。
究其原因主要有3点：
第一，山东与韩国隔海相望，地理条件近。当时从仁川到烟台有定期轮船通航，往来便利。
第二，山东人口持续增加，人均土地减少。
咸丰年间，山东人口已经增长到3400多万，这就导致人均土地占有量不足3亩，远远不足以维持生存。地少人多。势必导致无法生存的人离开故土，闯关东是一条路线。此外朝鲜半岛也是一条路线。换言之，近代山东人移居韩国成为华侨，也是“闯关东”的一个溢出效应。
第三，马匪、战争的影响。
韩国华侨秦光裕在回顾其家族移居韩国的历程时，说道：
家父当时移居韩国的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赚钱……1910年离开家乡到新义州时，正是清朝末年……到处有马贼抢劫……在这种情形下，家父自然成为他们抢劫的目标，一旦遭受抢劫，轻则受到财产损失，重则失去生命。故在这种不得已情况下，家父才迁来韩国……这批人部分迁到距我国山东省最近的韩国定居下来，韩国华侨一直是以山东省人最多，其原因既是如此。
总而言之，在南方华商渐渐离开韩国后，山东华商、菜农、华工还在持续不断进入韩国，与地理位置近有关，其次是人口增加而人均土地占有面积减少，更加之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势必导致山东人口溢出谋生。再次战争、饥饿、响马的影响，导致本土百姓流离失所而持续溢出。
02
韩国华侨的奋斗史
韩国华侨主要分为3种情况：
第一种是商人。
他们本身在国内有一定产业。比如华侨秦光裕家族，清朝时就颇有家财，因为受马匪影响而不得不迁来韩国。以经商贸易为主。另外是在国内没有资本的，通过自己的吃苦耐劳和精明头脑在韩国经商。
比如公盛和店铺的山东老板，1883年来汉城时只有33岁，他从国内带来价值60两银子的杂货，开业不到一个半月就在汉城购置13间店铺。另一家山东店铺利成信在一年多经营时间里，购置450多间的店铺和土地。可见这些商人非常善于经营，在短时间内就有很大发展。
第二种是菜农。
在一无资金，二无商业经验的情况下，华侨从事的第二大工作是种菜。当时这些人从烟台、日照等地带来蔬菜种子，在仁川、汉城等郊区种植。种菜的好处是稳定，蔬菜收获后运到市场上售卖，产供销一条龙。当时很多破产的山东农民来韩国种菜，仁川的菜市场几乎全部由华侨经营。
据朝鲜总督府统计，1921年华侨共约7000户，其中从事种菜的有1000多户，成为旅韩华侨的第二大职业。
第三种是华工。
华工无法与商人和菜农相比，是更加没有资本，甚至连种植蔬菜都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主要在矿场、建筑、码头工作。当时统称为苦力，备受压迫。很多当地人不愿意干的工作华工们就干了。中国人吃苦耐劳，因此不管赴韩华工还是赴欧华工，当时都曾大量招募。以韩国华工为例，据1918年编辑的《朝鲜总督府官报》记载：
同样是建筑工人，日侨的工资是每天1.63元，华侨是0.63元。同样是车工，日侨是1.46元，华侨是0.92元。华工受到的剥削很重。
但是，华工对于仁川开埠后的发展和建设起到重要作用。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华工们工资低廉且吃苦耐劳，肯定会受到当地的欢迎。与此同时，华工们还把山东的饮食文化传播到韩国。
成为韩国“国民美食”的炸酱面就是山东华工们带过去的。
仁川的唐人街是韩式炸酱面的起源之地：
仁川港是韩国近代萌芽的地方……很少有地方能像仁川港口一样清晰地看到韩国历史的荣辱。如果看韩式炸酱面的历史可以知道，1883年仁川港被强行开埠后，来自中国山东省的大量工人移居此地，他们吃的方便食品逐渐演变成为韩式炸酱面。一碗炸酱面完整地包含了仁川甚至是韩国的近代史。（韩国媒体：《韩式炸酱面诞生地：时间旅行穿越回140年前的仁川》）
仁川炸酱面博物馆的华工雕塑
由韩国媒体的评价可知，山东华工对韩国开埠的历史贡献举足轻重，华工们吃的炸酱面甚至“包含了仁川和韩国的近代史。”
华商店铺主要经营绸缎、餐饮、茶叶、钱庄、中药、皮革、杂货等等。一般情况下，一座店铺由出资者和经营者双方构成，出资者只管出资不管经营，经营者则专心经营，年底双方按照比例分红。这样就保证了经营的专业性。其次店铺中分工明确，有职员和店员，职员分管账目、柜台，店员管理具体事务。第三是店铺设立奖惩制度，通过奖励、假期等奖励优秀员工。
1893年，日本人未永纯一郎在韩国各地考场商业情况，指出：
在朝鲜，华商是供应者，日商则处于需要者的立场。重要的日常用品大半是华商提供，日商只是象征性地提供点不急需的东西。更注目的是，大多数日商的商品皆是购自华商之手，再转卖于韩人。故日人只能赚些蝇头小利，大部分利益以及商权已经控制于华商手里。
由以上叙述可知，无论商人、菜农还是华工，都在当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很大。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韩国华商经营的繁盛期，几乎垄断了中韩之间的贸易，甚至有能力控制当地的物价。山东同乡会拥有自己的一艘轮船，载重量18654吨，往来于中韩之间，成为当时中韩通航的七艘轮船之一。由此可见，华商当时的经济实力还是不一般的，堪称举足轻重。
行文至此，就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
近代韩国华侨鼎峰时有30万人左右，其中90%是山东人，华商也是山东人占绝对多数，商权曾一度控制在华商手里，为何韩国华侨与南洋诸国华侨不一样，没有发展出自己的财阀企业呢？
比如同样是华侨，我们看印度尼西亚的黄仲涵，祖籍福建，有爪哇糖王的称号，曾是印度尼西亚首富。另外还有陈嘉庚、胡文虎等爱国华侨，都是南洋诸国财力雄厚的华商。这些华侨商团的崛起基本上也是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与韩国华侨崛起的时间差不多，但结果是：
南洋诸国实力雄厚的华侨财阀商团有很多，唯独韩国华侨在财力上无法与南洋华侨相比！
这是为何呢？
03
韩国华侨的血泪史
应该说，韩国华侨没有发展出与南洋华侨那样实力雄厚的财团，既有自身原因也有外部原因。
自身原因是：韩国华侨主要以山东人为主，他们性格爽直，做事勤快，重视然诺，但有时候未免认死理，相比于南方华侨思维不够开阔，与外界交际活动也不活跃。比如韩国华侨中的“广东帮”，人数虽然少，在韩国发展的时间也比较短，但财力上比“山东帮”较占优势，主要一点在于“广东帮”掌握了大清与韩国之间的贷款业务。因此从这个事情看，广东商人比山东商人思维更开阔。山东商人的优点在于守信用，但经营方式多是开店铺做实体贸易，默守陈规。
山东人的性格特点，表现在商业上是偏于保守。因此韩国华侨的财力无法与南洋华侨相提并论。
自身原因固然重要，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外部原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营商环境”很重要。
历史上，华侨在商业上有过蓬勃发展，对韩国的经济起到积极作用。但是韩国本身土地狭小，他们对华商卓越的经商才能未免感到不安，这就助长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很排斥华商的经营。他们认为华侨是“本民族的竞争者”，因此必须“尽快将掌握在外国人手里的经济大权转移到韩国实业家手里”，于是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当局制造了很多限制华侨的事端和法案。
主要表现在这样4个方面：
第一，多次排华令华侨损失惨重
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很快波及到朝鲜半岛，平壤、汉城、新义州、仁川、镇南浦等地的华侨都受到波及。当时的《益世报》记者曾赴朝鲜调查，结果显示：
仅平壤城内就有300余家华侨商店被毁，财物洗劫一空。菜园六千余家被毁。商铺和菜园直接损失达伍佰万元以上；其他城市华侨受到的损失也在几十万到百万不等。总计财产损失达二千万元以上。不仅城市，乡村也受到波及，60%以上的华商店铺被毁，30%的菜农财产被毁，10%的华工受到财产损失。这仅仅是财产方面。在排华事件中遇难和失踪的华侨共计约1000人以上。
193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旅居朝鲜半岛的华侨总数在30万人左右，但是经过这次事件后，华侨几十年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许多华侨选择回国。不过在事件平息后，华商们又陆陆续续返回朝鲜。1936年的时候，旅居朝鲜半岛的华侨人数又恢复到65000人左右。华侨的顽强精神可嘉。
然而到了1950年，华侨的商业活动再次受挫。当时华人已经在很多行业形成垄断势力，这导致韩国人不满，认为他们抢了自己的饭碗。于是当年5月，韩国当局将华商的仓库一律没收，收归己有。这次经济掠夺，华侨损失在30亿元以上。华侨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再次化为乌有。
第二，货币改革洗劫华侨的财富
1953年和1962年，韩国当局两次进行货币改革，要求每个人只允许兑换定量的货币。于是在种情况下，拥有大量现金的华侨只能把旧币以便宜的价格卖给其他韩国人。华侨的财富被以这种方式再次被洗劫。
从以上可知，华侨在韩国的经历很悲惨。不断积累起财富，不断被掠夺。商业经营的成功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努力，但华侨的财富连续多次被掠夺，这导致韩国华侨在商业上一蹶不振。
第三，对华侨商业经营、购买土地进行诸多限制
为了限制华侨的经营，韩国出台了很多限制措施。1961年，韩国发布了《外国人禁止持有土地法》。首先，华侨的店铺不得超过五十坪，试想，这么小的面积，想扩大经营规模都不行。其次，华侨购置房产不得超过二百坪。第三，华侨超出规定的土地和房屋一律没收。为了生存下去，华侨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以韩国人的名义购买土地，但这是有风险的：假如遇上好心人还可以，假如遇上坏人，华侨以当地人名义购买的土地就可能被他们骗去。类似事情在韩国华侨的经历中很常见。
华侨如果开办公司，不但从事行业受限制，而且从银行里无法得到贷款。就算开办成功，华侨也不能担任公司董事长或社长，必须由韩国人担任。在外汇方面，华侨享受不到当地人的待遇。
试想，如此严苛的限制措施，对于那些有志于在商业上大显手脚的华侨来说，肯定是困难重重，因此渐渐的，很多华侨离开了韩国，而那些老华侨则在夹缝中生存，商业活动逐渐式微。
第四，拒绝接纳华侨融入韩国社会
由于韩国对华侨的种种限制，导致华侨融入韩国社会很难。即便很多老华侨及其后裔已经在韩国生活近百年，还是很难入籍韩国。比如韩国著名女歌手周炫美，父亲是烟台人，年轻时闯荡韩国找了韩国妻子，在当地安家。但即便如此，周炫美青少年时期仍旧是华侨身份，因为韩国看重的是父系，这导致她在事业上受到很多限制。后来她找了一个韩国丈夫才入籍韩国。
试想，拒绝接纳华侨融入韩国社会，华侨始终是“外人”的身份，当然在韩国发展不起来。
总结
韩国华侨与南洋华侨以及其他国家的华侨相比，没有出现实力雄厚的财团，也没有出现特别出类拔萃的人物，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身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外部原因，韩国对华侨的限制太严苛，积累的财富不断被掠夺，这导致华侨的商业活动逐渐式微。
诸多限制一直持续到上一世纪九十年代，甚至新世纪以后才放松，比如接纳华侨入籍韩国，是近二十年才放开限制的。在快速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备受束缚的华侨面对激烈的竞争股票t+0平台交易，自然难以取得杰出成就。